附：《边贸龙驹》第四章——边区烽火

《边贸龙驹》

第四章  边区烽火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龙驹坝处于渝鄂边境，紧靠贺龙同志湘赣西根据地，川军、中央军调动频繁，从镇上进进出出，有时还要长驻短留。龙驹坝还是个封建统治力量雄厚、封建色彩传统较深的地方。一是氏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龙驹坝的大氏族有邵、闫、郎、谢、张等世家，他们相互械斗，兼并土地。起初，土地多属谢家；后期郎氏郎人俊、郎绍虞掌握政权，长期担任镇长、团总。每个氏族都有家族统治，象征氏族制度的祠堂和族长，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二是庙宇非常多，仅场镇上就有关庙、城隍庙、禹王庙、姜后宫、火神庙等大型寺庙，它们是神权和氏族综合统治的象征；还有巍峨高耸神秘的真元堂、开放的福音堂。三是袍哥组织，龙驹坝、马头场等乡镇是舵把子的天下，他们虽然有让底层劳动人民团结的能力，也时常关爱百姓，但更多的时候却充当一个剥削者的角色。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社会关系使得龙驹坝的红色文化更具特色，亦更厚重。

一、战区脉络

龙驹坝位置特殊，势力混乱，虽属于国统区，但由于山深林密，它也是国民政府统治的薄弱地带。这样的地方具备了革命斗争发展的多方条件，然而龙驹革命的序幕却是几个外来知识分子掀开的。

1.红星初亮

中共党员彭萍于1933年来龙驹民众教育馆工作，以文化教员的身份在龙驹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在民众教育馆，彭萍经常向来借阅书籍的学生讲述帝国主义侵华史，加强反帝意识，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还特别对家境贫困和接受先进思想较快的学生进行培养，暗地借给他们一些革命通俗读物，开阔思想境界。当时，在学生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共产主义基本知识材料》，这本书揭露了不合理的旧制度。

贺龙于1934上半年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来到川鄂边界，离龙驹一百多里。恩施、利川一带的乡绅像热锅上的蚂蚁，仓皇逃至龙驹躲命。这时龙驹的军阀刘湘的王牌军佟团突然开拨换防，由蒋军精锐劲旅85师到龙驹驻防。一天上午，蒋军85师仓促向利川谋道进发，去与红军交战。战斗结果是85师几乎被全歼，师长谢彬当场毙命。红军击溃85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龙驹，人心得到鼓舞。龙驹的彭萍抓住这个时机，秘密告诉一些青年和学生“共产党和贺龙领导的红军是为工农打天下的”。从此，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龙驹人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1936年调到龙驹小学当校长的杨正南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便在龙驹坝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件，并向华北进攻，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个消息也在龙驹人民心中激起了浪潮。龙驹学校组织人到街上宣传演讲，唱歌演话报剧，在校外放黑板报、画地图、写消息，后来用插小旗的方法揭示战线和战争的发展；还组织宣传队，教师、学生、校长也参加，深入到长滩、白土一带。某次，在龙驹上演《放下你的鞭子》时，用淡妆轻抹或不化妆（演群众）的办法，因大家演得感情逼真，引发一个农民出来阻止“打人”、另一个老妈妈带头捐钱相助的动人场面。

2.寻找组织

杨正南知道在民族危亡之时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于是同镇上的有志青年谭国栋积极寻找组织、寻找党。万县党组织得到消息后，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加强党对农村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发展壮大党在农村的组织。1937年夏，万县党组织派李英才、王剑端二人到龙驹坝帮助龙驹人民。杨正南同谭国栋、成征一三人加入了“救国会”；张学培和邵琼芝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这两个团体都是党的外围组织。不久，由李英才作介绍人，李聚奎主持，在万县县城的一所庙里举行了入党仪式，杨正南成为预备党员。又经组织上安排，李英才作为杨正南上面的接头人，在国本小学教书，回去以后在学校和镇上找那些思想进步，态度又积极的人参加救国会、民先、弟兄会、读书会等外围组织。在这些群众组织中，读书会是半公开的，可以坐在一起阅报读书，研究问题，谈论抗日大计。名义上是办的补习班，学校指定人参加辅导。杨正南同谭国栋入党以后，在预备期间，积极发展民先、救国会、弟兄会、读书会等群众组织，不到两个月，就发展了二十多人。随后，谭国栋从县里带回了县委的决定：杨正南同谭国栋提前转正为正式党员，可以在龙驹坝发展党组织。由于战时情况特殊，再吸收一个条件较好的预备党员，可以建立党的支部。谭国栋向县委提到了张学培、成征一、邵琼芝等人，县委表示同意。1938年初，中共龙驹坝党支部，这个光荣的战斗组织，在万县南岸诞生了。从此以后，龙驹坝就和党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

龙驹坝党支部在发展党组织方面，把重点放在农村，同时还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党员要求从严，外围组织放宽，袍哥可以加入，对上层要严格把关，重视组织发展，狠抓思想教育。成征一通过参加过袍哥的关系，在马头场，深堑沟和柳坝吸收农民；谭国栋在龙驹坝镇上吸收店员、市民；张学培则在学校进步教师和年龄较大且思想进步的学生中做工作；邵琼芝主要做妇女的工作。

3.步入正轨

龙驹坝党支部成立后，在学校、烂坝子、大龙溪、深堑沟、白石村；在马头场、谋道溪、白土坝、梨树、柳坝、赶场、长滩、白杨等乡区的群众组织发展均很快。被新吸收入党的成员是年龄较大的高年级学生、镇上的店员、手工业工人及农村的贫雇农等，也有中农，还个别袍哥小头目。由于当时生活水平低，经验不足，在吸收新党员中出现了两种现象：第一是农民，重点是贫雇农和思想进步的中农。因贫雇农生活困难，在深山老林中，一些人手脚“不干净”或拦路“借光”。在这些人中发展党员，既要控制人数不能过多，又要基本符合党员条件，更要群众通得过。另有一些贫农，听说可以参加共产党，心情很迫切，但是眼前生活很穷困，只能在一定期限内动员有力量的同志适当帮助，如果短期帮助也不行，就只得先放弃，不能把入党等同于参加慈善组织看待。第二，对于袍哥和“舵把子”要在五排以下的众兄弟中挑选。在下川东，袍哥的势力比封建宗法势力的作用还大，排行老五老幺不敢得罪大爷三爷。一听说嗨“幺大”的跳“码头”，舵把子一句话，脑壳就保不住了。支部对这些问题作了多次研究与讨论，因认识不统一，引发了争议。但终究还是达成一致意见，即择优、从严为主。

龙驹坝党支部建立后，党组织领导党员学习了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和团结龙驹地区的人民参加抗日活动，(万)县立第十小学（龙驹小学）在党的领导下，以抗战教育为指导思想办学，启发师生觉悟。并通过师生话剧队，进行抗日宣传。即学校师生利用赶场日，在街头表演抗日戏剧、教唱抗日歌曲；还利用办黑板报、墙报和群众集会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宣传内容包括“中国人民要抗战，民族要独立和解放的道理”，使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同时期，宣传队还走出龙驹，到白土、梨树、谋道、普子岭、凤仪、马头、罗田、长滩等场镇进行表演和演讲，并向群众散发《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解放周刊》等党刊。

在龙驹坝建立党组织的同时，李英才在县城介绍罗田小学的程尊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程尊贤便在罗田及马头乡组织“读书会”。1938年初，李英才、杨正南、成征一等以“抗敌救援会”的民义，带领宣传队到马头，吸收了“读书会”成员程建中、向廷武两人入党。同时，李英才把程尊贤的组织关系介绍给杨正南，当即由程尊贤、程建中、向廷武三人组成马头场党小组，受龙驹坝支部领导。马头场的工作由成征一负责联系。后根据需要，又先后派了谭国栋、张学培同志去指导工作。

龙驹坝党支部特别重视党组织内部建设，积极争取中间势力。抗日文艺宣传队到白土乡演出时，杨正南带领队伍到普子岭红垣墙地主庄园拜访余楚桥先生，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还过着安逸休闲的生活。杨正南与之长谈，说：“国难危机，召唤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起来救亡图存，固勿须人人披甲执戈于疆场也，贵乡广袤数十里，无一新式小学，能跋涉百里到龙驹问学者几何？广大学龄莘莘不能免除文盲，贻害一生，良深浩叹。愿先生出山兴学，诚为抗日救国之一图。以先生之隆望与财力，无非折枝之劳耳，愿先生酌之。”至此，余楚桥很受教育，便出资办学。

龙驹坝党支部在吸收成员时表现出很强的原则性。例如，成征一主张吸收马头场的向燮生入党一事，在支部讨论中意见不一致。因马头场的地方势力分为三派：一派姓向，一派姓高，另一派姓陈。三派人丁强马壮，手头还有枪。而向燮生当过马头场的镇长，是龙头大爷，在地方有声望。讨论时，成征一比较强调他的作用，主张先吸收入党。不赞成的理论是，认为这些龙头大爷拉进来，会影响党组织的纯洁性。支部讨论的结果是，先吸收到救国会来，让向燮生当个头儿，再由他去发展读书会和弟兄会等。向燮生参加外围组织后非常积极，支部会上再次提出他入党的问题。经过讨论，支部先后吸收了向南芳、向德伦入党，后来向燮生的儿子也批准入党。姓高的代表人物叫高岳生，经过讨论，也没有批准入党。但他儿子高天柱后来入党，革命低潮时不幸被捕，成为渣滓洞烈士。姓程的有程尊贤同志被批准吸收入党，在革命低潮时期，利用乡长的身份，掩护地下工作，在保护粮食被劫和破坏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4.不断壮大

自龙驹坝党支部建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随着入党人数日益增多，又陆续建立了白石村、半坡、烂坝子和大龙溪支部及马头场小组。为适应党组织发展的新趋势，进一步加强对支部的领导，1938年10月，县委决定在龙驹坝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中共龙驹坝区委。这个决定，对于龙驹坝党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38年下半年，龙驹坝区委成立。之后，学校教师、学生工作由张学培、邵琼芝、张月娥负责，谭国栋抓镇上的组织发展；成征一深入马头场、梨树乡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党和外围群众组织又有了较快发展，革命种子撒布面迅速扩散。在龙驹区和川鄂交界的谋道、白土、梨树、柳坝、赶场、长滩、白杨等区乡，以及万县南岸一百二十里范围内都有党和革命的组织。

截至1938年底，党员已发展为六七十人，救国会、民先、兄弟会也发展了六七十人。参加党组织的人除支部、区委委员谭国栋、成征一、张学培、邵琼芝外，龙驹坝的 学生、农民，其他成分参加党组织的还有程尊贤、张杰、成海玉、成平玉、成坤琼、肖安清、石清明、陈兴富、陈兴贵、程兴富、程兴桂、向廷坚、高天柱、方钦若等人。党的外围组织，大部分是场上的社会青年、年龄较大的学生和青年农民。

由于龙驹坝地处山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们的文化水平较低，不少人对于入党的目的、革命的目的和任务要求、怎样当一个共产党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内容都不清楚。在革命高潮中建立和发展组织，少数思想不纯、成分不纯的人也被吸收到党内或外围组织，还有个别袍哥小头目和农村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带着各不相同的目的钻进党和革命队伍中，希望按照他们的愿望行事。他们有的要求打土豪、分田地；有的要求打富济贫，甚至去打家劫舍；有的对秘密纪律、秘密技术很不注意，出现一些讲话不看地点和不看人，不思考“讲话内容”的不良影响等问题。恰在这时，县委书记黄蜀澄同志（化名张一士），来龙驹视察，对龙驹党的工作给予了好评价。同时对整顿组织，加强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提出了严肃要求。为加强党员的各方面素质，决定在闫家塝成征一家、烂坝子陈兴富家、白石村石头咀杨端家，办短期训练班。每期学员三到六人，学习一个星期，主要是训练支委一级的党员骨干。由谭国栋、成征一、张学培等同志负责讲课任务。大约办了三期。

1939年上半年，在革命高潮期，万县中心县委经川东特委批准，在万县上游的长江边杨河溪兴办了国华中学。学校主要负责人均是党员干部，如刘孟伉、李英才、胡昌治、何剑熏、谭国栋等。龙驹坝区派谭国栋去任事务员，成坤琼去作校工，实际上是担任保卫工作。1939年夏，区委委派张学培和郎立夫两同志奔赴延安学习。

龙驹区委因工作卓有成效，故受到上级的高度重视。1939年下半年，川东特务特委书记廖志高（汪平）由中心县委书记李德椿（李莫止）陪同，到龙驹检查党的工作。并在成征一家里召开了区委扩大会议，听取了区委书记杨正南的汇报。廖志高肯定了龙驹支部的党员在乡村小学当教员，以小学为据点开展农民工作的经验，并指示中心县委要注意推广这一经验。随后，廖志高和李德椿均发表讲话，除了讲形势、讲方针任务之外，还联系龙驹坝的实际，进行敌我力量形势的对比分析和秘密技术教育。廖志高指出：“龙驹坝的地理环境很特别。这里地势偏僻，处于两省接壤地带，又是山区，人们居住比较分散，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较远，国民党的派驻机构少，这些对我们开展工作很有利。值得注意的是，龙驹仍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处于国民党的兵力控制之中，国民党在这里同样有政府机关，有比较完善的保甲制度，有地主武装。因此，我们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忽视他们的统治力量。不注意这一点，就会麻痹大意，产生急躁情绪，忽视秘密技术，容易暴露组织，以致遭到挫折和打击。”廖志高还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精神出发，着重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宗旨。并特别指出，当下不要提打土豪，不能搞分田废债，更不能去搞打富济贫等活动。对于四川的袍哥，要作阶级分析，可以作些个别的争取、团结、改造工作。李德椿主要讲秘密技术和保密纪律等内容。他俩的讲话针对性很强、很及时。此后，组织纪律加强了，不看场合、随意议论，泄漏机密的风气煞住了；努力生产、学文化、学政治的人多了。但是，少数动机不纯的人，认为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感到不合胃口，便产生了消极情绪，慢慢疏离了党组织。由此反倒提高了党的纯洁性。

5.斗智斗勇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实施办法》。《限制办法》出台后，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的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成立了破坏一切抗日人民团体、反共反人民的挺进队，即三民主义青年团。万县国民政府企图控制教育界，6月19日清晨，专署教育科长带领一个排的宪兵在国华中学贴上了查封的布告。随后，他们的目光转移到省万（县）师（专）和几所小学，如国本、沙河子、电报路、龙驹……。他们决定在1939年暑假，举行规模较大的小学教师讲习会，要求小学校长、教师全部参加，不参加的不得续聘。

所谓讲习会，实际上是给大家灌输反动思想，并强迫教师们参加三青团。面临这一形势，万县中心县委采取相应的对策：一是尽量不参加；二是实在要参加的话，党的负责人不贴相片；三是尽量不参加宣誓，特别是党的负责人。讲习会期间，龙驹党支部工作由上面派下来的李德椿同志管理。讲习会进行了半个月，县长赵世杰要接见全县十所小学参加讲习班的全体校长和教师，讲解《限制办法》文件的精神。他把国民党、蒋介石打扮成民族英雄，给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编造罪名，信口雌黄、污蔑诽谤。接着，赵世杰相继挨个接见全部教师和校长。赵世杰面试群师之后，说了两件事，一是三青团要填表，二是叶青要来讲课。叶青讲课期间就有三青团宣誓环节，龙驹区委书记杨正南在宣誓前，借故妻子难产请假回龙驹，不参加三青团。作为小学校长的杨正南不参加三青团的集体宣誓，谣言四起，引发许多议论。

1939年第一学期开学后，党区委利用晚上时间开会宣布四项措施：第一，再办三、四期党员骨干训练班，每期四至五人，学习五天。学习班办在党员家里，如果有适当的庙宇祠堂也行，训练班由成征一同志负责。第二，普遍加强对党员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教育，党员每周过一次组织生活。区委派谭国栋和王渔渭同志下去巡视，对于个别条件太差、思想太落后的同志，暂停他们的组织关系，只保持群众性联系。第三，学校的宣传活动不能过于激进，要把党内教育和宣传群众区别开来。第四，注意党的纪律和秘密技术的教育。

1939年第二学期开学以后，杨正南进城（万县）接洽公务，受到县长赵世杰、三青团部的训斥。杨正南将这一情况向中心县委书记李德椿作了汇报。经过研究，决定让杨正南回学校撑一学期。杨正南回学校后，把区委的工作作了必要的调整。有些暴露的同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作了调动；对个别思想不纯或作风不纯的人，便断绝了组织关系。

1939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发动了第一次反共；1941年1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接着又发动“皖南事变”。此时正至寒假，杨正南进城筹办开学事宜，三青团又来纠缠，强迫他填表加入三青团。杨正南与李德椿分析了两种应付策略，一是宣誓填表，打入三青团。但杨是党支部的负责人，管着许多党的关系，组织原则上不允许，对工作也不利；二是迅速转移，从大局看，杨留下来同他们周旋已经不可能了。最后，中心县委决定让杨正南立即转移，由王渔渭代理区委书记。当天晚上，杨正南便带着组织写给川东特委的介绍信去了重庆。

6.全面转移

1941年寒假，中心县委派陈汉书、陈作义到龙驹加强领导。他们来龙驹主要研究如何将党的活动彻底转入地下，并长期隐蔽。最后决定，一是将党组织转移在成家祠堂，开一个土布纺织厂作掩护；二是将已暴露的党员王渔渭、邵群芝尽快转移，王去云阳，邵去丰都。会后不久，土布纺织厂很快就开了起来。陈作义会织布，又会经营管理。因此，党组织隐蔽比较好。陈汉书利用赶场做生意的方便，根据成征一的介绍，很快便和各支部接上了关系。1941年7月，谭国栋回家将全区的党组织关系交陈汉书负责领导。同时决定谭国栋、成征一迅速撤离，谭国栋去了利川，成征一不想走，最后留了下来。陈汉书在龙驹工作了三个月，一切都比较顺利，便决定到中心县委汇报工作。他借故到城（万县）还款为由，但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在朋友家被捕。陈汉书被捕后，上级党组织先后派郭西城（张世清、毛铁）、刘燕青、师韵文（施慈）等去抢救南岸区党组织。他们来到龙驹后，住在成家祠堂纺织厂里，并开会讨论陈汉书被捕后的新情况，决定区委暂迁大龙溪支部隐藏，然后迁到马头场。同时，再次决定让成征一撤走，但成仍然不愿离开；陈作义以织布为掩护，住在陈兴富家；郭西城住在陈兴贵家，他俩住了三个月后，没有发生新情况，便去了马头场。

1941年初，郭西城以开盐店为掩护，师韵文、刘燕青到马头小学教书隐藏了下来。5月，上级党组织派王崇德到马头场与郭西城接头，并到向廷武、向廷文家，以教私塾作掩护并隐藏下来。不久，由王崇德、郭西城、师韵文组成了新的区委。同年暑假，外地来马头的同志逐个撤走，区委决定向廷发和杨本富也转移。这时组织上获知有人密告成征一，万梁警备司令部准备抓他。由此，区委再三动员他去云阳黄石隐藏，可成征一固执不从。郭西城、师韵文怕受牵连，只好离开。临走时将组织关系交给王崇德。

7. 遭受打击

1941年冬，成征一被捕。中心县委书记周明波指示王崇德转移去长滩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只与陈家坝一位姓刘的同志单线联系。王崇德离开马头时，向党员程建中、陈兴富作了布置：一是同志们先隐蔽下来，保存组织，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二是暂不发展组织，今后不得随便去找上级组织，必要时上级组织会来找基层组织的同志。同时，将龙驹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周明波同志。此后，局势更加紧张，特务活动猖獗，他们大肆追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龙驹先后被捕的有杨有置、谢盛科、陈天钰、成海玉、芦本和、郎高平等。谭国栋转移涪陵后，龙驹的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上级组织也没有及时派人联系，致使龙驹区的党组织失去了组织和领导。

龙驹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后，几位党的负责人对于今后工作如何开展，深感忧虑。1943年，国民党县党部准备改选各乡（镇）保甲长。为了更好的隐蔽埋伏，保护党员的安全，陈兴富、程建中、程尊贤找了党员向畅之、谭炳攸等开会研究。大家一致决定必须设法控制马头、罗田两个乡政权，这样才便于掌握反动派的动向，及时采取对策展开活动，也能进一步保护好党的组织。最后决定向畅之、谭炳攸设法打入马头乡公所；程尊贤、陈建中打入罗田乡公所。会后，他们积极活动竞选，加上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充分发动群众，联合乡民代表，广泛争取中、小地主，利用封建势力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孤立、打击顽固势力。1944年正式选举时，程尊贤当选为罗田乡副乡长，谭炳攸被选为马头乡乡队副。两乡的政权和一个乡的武装便由党组织掌控。后来，程尊贤又安排了可靠的人作乡队副，掌握罗田乡的武装，直到解放。1946年，马头乡的向畅之因为挪用公款给党组织买枪支弹药出了问题，外逃后被撤职。随后设法让共产党员高天柱作了副乡长，1948年6月，高天柱被捕，党组织失去了对马头乡的控制。

1944至1948年的四年间，由于党组织控制了马头、罗田两个乡的政权。故党组织并没有遭到破坏。在这期间，党组织领导的“铺盖会”“读书会”不仅存在，而且还得到了新的发展，成员达一千余人，遍及龙驹坝、白石村、梨树、马头、罗田等地。

1947年下半年，上级党组织派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和爱人张静芳一道来龙驹坝以开设“安普客栈”作掩护，深入基层领导党的工作。1948年初，唐虚谷去马头场，先找到向燮生接上组织关系；接着找到程建中、谭炳攸等，指示他们清理组织。清理的结果是马头、罗田和大龙溪支部均未遭到破坏。同年6月，由于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被捕叛变，唐虚谷、张静芳、高天柱、成征一和向燮生等人相继被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由此，导致龙驹党组织再一次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龙驹坝的地下党组织，虽然因叛徒的出卖，遭到了破坏。但余下的共产党员，并没有被国民党的侦探、逮捕所吓倒，他们手挽手、肩并肩地团结在一起，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1948年初，面临全面崩溃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得到喘息机会，向共产党提出“和平谈判”。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表示和平谈判的“诚意”，以释放一批政治犯来掩盖其反共的本质。在此形势下，成征一、向燮生被释放出狱，而唐虚谷、张静芳、高天柱被害于渣滓洞。

陈建中、程尊贤知道成征一释放回来以后，便派谭炳攸与成征一接上了组织关系。为了积极开展党的活动，成征一立即写信给重庆中共川东临委的屈清莹，要求派人来领导。1949年2月，川东临委派李成、杜德安来到马头乡，以做食盐生意为掩护。几天后，万县地下党组织派刘直大来马头，与李成、杜德安上关系。李、杜、刘共同对原有党员进行了清理，此时还有20多名党员在坚持战斗。马头、罗田没有支部，只由陈建中负责与党员单线联系。因政治环境恶劣，有的党员自行脱党，有的长期外出隐蔽，失掉联系。根据上述情况，决定在龙驹区成立一个联合支部。原来的大龙溪支部改为分支，受联合支部领导，分支书记由陈兴富担任。白石村、龙驹坝两地的党员仍由成征一单线联系。

8.迎来解放

1949年4月，国共谈判失败；4月23日，南京解放。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向大西南进军。盘踞在四川的国民党妄图作垂死挣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龙驹的国民党人狗急跳墙，也在龙驹坝、马头、罗田、大龙溪到处抓人，刘直大于10月撤走。12月初，国民党军队溃逃时，龙驹区公所下令将罗田、马头、谋道三乡屯集在马头的粮食全部烧毁。龙驹坝联合支部得知情况后，召开紧急会议并形成决定：一是改选支部；二是派程尊贤去保卫粮仓，派中农会张昌藩连夜去利川建南请解放军。程尊贤接受任务后，巧妙利用龙驹坝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左右周旋，拖延时间。第二天，解放军一营官兵迅速来到龙驹，保住了马头的粮食。从此，龙驹人民扬眉吐气，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

龙驹中共党组织萌发于“外籍”共产党员彭萍对龙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与“外来人”杨正南在龙驹小学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随后，杨正南、谭国栋、张学培及成征一成为龙驹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并成立了龙驹党支部。在党支部积极、广泛、深入的教育、劝说及争取下，使得越来越多的龙驹人加入党组织，或为党组织服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及剿匪运动中，龙驹党组织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革命斗争

革命，本义指变革天命，后词义扩大，泛指重大革新。而我们的民主革命就是要革新中国，革除糟粕，解放受压迫的广大无产阶级。然而，要革新就必然触动旧势力的利益，就必然面临着千难万险，就必然要勇敢的同一切反共反人民的恶势力作斗争。

1．战争冲突

（1）刘伯承激战都亭山

1923年3月1日，杨森部长唐式遵带领前锋军队，从湖北利川翻越齐岳山、软耳箐（都亭山）等险要的关口，偷袭万县。在川鄂交界的卡门（都亭山南浦雄关）一带戍守的讨贼军喻培棣的第一师，被唐式遵打了个措手不及，一路向西败退。3月4日拂晓，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第一路赶来声援，与唐式遵在磨刀溪（近谋道镇）一带激战，昼夜枪声不断。连敌军批示官唐式遵也惊呼“战争剧烈较前倍甚”。刘伯承数度组织军队反扑，因敌据险苦守，始终未能得手。于是撤退到长岭岗作守势，筹备调整部署再行攻击。刘伯承在磨刀溪苦战时，不料后方发生了意外的变化，驻扎防守忠县的杨春芳旅哗变，暗中偷袭万县，威胁到驻万县城内的第二混成旅旅部及直属队的安全。刘伯承获悉这一消息，立即决定回援。刘伯承将军在追击中，就曾在龙驹驻留过，他的混成旅第三团团部驻在龙驹上坝；其团部及他本人驻在上坝沙恒子张学培家的堂屋。下图为刘伯承激战都亭山时发布的督查令。

图4-1 刘伯承发布的侦察命令（龙驹镇文化站提供）

    （2）贺龙歼灭85师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北上，到达陕西北部；这时，红二十五军先从鄂豫边区进入陕北，同陕北红军第十五军团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随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同时，以贺龙同志为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为政治委员的二六军团，突破了敌人的包围，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桑植出击，向湖北的来凤、宣恩，四川的酉阳、秀山和贵州的印江、江口等地出发，声势浩大，国民党大为震惊，一时，龙驹坝这个古镇也跟着动荡起来。利川大地主和地主武装力量的头目，三防总局大队长吴若渊等人携带了黄白细软和眷属向龙驹仓惶逃来。他们寄居在地主谢子庄、郎万修等家中，与袁馨吾、郎人俊等相互勾结，阴谋策划，搜罗人枪，为他们保财保命。此时，龙驹正在酝酿着激烈的剧变：干人（穷人）和泥足杆（农民）们热血在沸腾，希望的暗流在人们的心田涌动。真元堂早晚紧急的钟声似乎在作垂死的报警，唱诗班“申尔福、玛丽亚”的调子低沉下来了，神甫、牧师们悄悄地窜到大户人家，同吴若渊等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他们把刘湘当作救世真主，函电交驰，呼吁求救。不久，二十一军从云阳调遣刘湘的劲旅佟团（刘湘军队下的一个旅）的一个营，营长吴纯碬进驻龙驹，为这帮人定心打气。

龙驹古镇是四面环山的一块十里平坝，是川鄂交界的一个重要据点。为万县通完利川、恩施和咸丰、来凤的必经之地。而当时的贺龙红军主力在湘鄂西，声威浩大，前锋向川鄂边境的白杨坝、汪家营、茅坪一带开辟据点。蒋介石大为震惊，判断贺龙红军将经龙驹袭川。为堵截红军，同时借机夺川，派遣嫡系精锐部队八十五师驻防龙驹，将刘湘佟团三营调出。八十五师环绕龙驹场镇分驻邵家湾、上坝、苏马口等地，师长和他的首脑部门住在谢子庄宽敞的大院里。八十五师是所谓的中央军，兵足饷厚，装备精良，一律灰色军装，左臂别块蓝底白字的“85D”臂章，号称蒋介石的拳头。而师长谢彬却是矮胖侏儒型躯体，偶尔上街巡视，前呼后拥，人墙之中，只见一团肥肉在蠕蠕而动。

八十五师在龙驹住了一段时间后，忽然在一个晨曦朦朦的时刻悄然离开龙驹，直接向利川、谋道溪方向开拨。吴若渊一群人惊慌失措，朝万县逃命而去。八十五师向鄂西行军，被贺龙部队侦查到。这时正是插秧季节，八十五师进入谋道溪峡谷一个叫茅坪的地方，看见挑秧苗的汉子来到田间，插秧弯腰栽插。谢彬不是骑马而是坐轿，前呼后拥，十分威风。晌午休憩期间，侍卫、参谋副官正在弄水弄茶，准备师座丰盛的野餐。几个挑秧人侧身而过，手急眼快，从裤管里摸出小枪，让谢彬当场毙命。仓促之间，侍卫、副官人等瞠目结舌，在红军火力威逼下，只好举手投降。同一瞬间，田野和两山枪声密集，弹如雨下，敌人来不及反抗便全军覆没。谢彬手下等为表示忠诚，相机夺尸逃走，抢块门板截尸而奔。少数残兵败卒作鸟兽散。连续十多天，从谋道溪至龙驹坝，沿途溃兵散勇，络绎不绝。这些大兵有的跌足蔽衣，垂头丧气，乞讨度日；有的干脆潜留农村求婚入赘，至今已成土著。

对于谢师被歼，杨正南写有小令一首，为谢彬补以盖棺之论：

油葫芦·送谢彬：他也曾抖擞威风逞英豪，性儿粗暴，一心要剿民杀共立功劳。不承望村夫民女活捉到，恶有恶报时候到。汪家营谢家的坟场，看追剿记入史料：有谢彬送来枪和炮，一个师垮了台真好笑。

八十五师被歼，蒋介石马上调遣另一心腹将领孙元良率所部八十八师驻龙驹。一时间龙驹又成兵山一座。孙驻扎在龙驹按兵不动，却做出厉兵秣马，随时准备出击的姿态，实际上他心地空虚，只求能堵住贺龙红军进击川东这个隘口。其实，贺龙红军根本没有夺川的计划，根据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从容地沿鄂西向西北方向前进。孙元良这下松了一口气，趾高气扬，装作胜利班师，返回万县，临走前却向谋道溪方向的苏马口峡谷鸣放空炮数十响。红军走了，这些炮弹是为还乡团开路的。一时吴若渊等人又浮了出来，向利川方向而去。

2.各种势力

    （1）国民政府

龙驹坝在解放前一直属于国统区，南京国民政府在这里实行保甲制度。保甲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大乡镇得编组为若干保，设保长联合办公处，由保长互推一人为主任。户长基本由家长充任，保甲长名义上由保甲内各户长、甲长公推，但县长查明不能“胜任”，或认为有更换必要时，得令原公推人另行改推。户长须一律签名加盟于保甲规约，并联合甲内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如有“为匪通匪纵匪”事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保甲长受区保长指挥监督，负责维持保甲内安宁秩序。联保主任受区长指挥监督，负维持各保安宁秩序总责，但各保应办事务仍由各该保长负责。保甲组织的基本工作是实施“管、教、养、卫”。“管”包括清查户口，查验枪支，实行连坐切结等；“教”包括办理保学，训练壮丁等；“养”包括创立所谓合作社，测量土地等；“卫”包括设立地方团练，实行巡查、警戒等。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增设副保长一人，规定保长兼任保国民学校校长和壮丁队队长，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据《龙驹工商资料》记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龙驹划分联保区域时隶属第六区，区署驻地龙驹坝，联保主任是袁馨吾。

（2）地方势力

国民政府期间，龙驹的地方势力包括氏族组织、袍哥组织和地主阶级。

氏族：龙驹镇早年的大氏族是邵、闫、郎、谢、张等几家。每个氏族都由家族统治，每个家族都建有祠堂，设有族长，其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这些氏族势力强大，各个氏族之间相互斗争又相互牵制，通常氏族的里面有声望的人还是当地袍哥的龙头大爷，而氏族的族长又通常为当地的大地主。据说，最早是谢家掌握大量土地，在氏族斗争中占据优势。随后，郎姓郎人俊、郎绍虞掌握政权，长期担任镇长、团总。解放前，各大氏族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袍哥：袍哥组织，是一种自发的民间帮会组织。它起源于明末清初，发展于清朝末年，泛滥于民国时代。万县袍哥组织在民国时期有“威、德、福、智、轩、松、柏、一、支、梅”10个字号（亦称堂口）、72道公口、近200个单位。其中仁、义、礼（即威、德、福）3堂势力最大，组织遍及全县65个乡镇，并分别建有总的组织。“仁字”建有“威信联合社”，“义字”建有“德行大同社”，“礼字”建有“福信互助社”。民国34年，仁、义、礼、智四堂人还联合创办群力社，对外称万县群力慈善社，是县内最大的袍哥组织，该社成立后，加入的袍哥单位达30余个，可谓势大力强。袍哥组织在龙驹坝发展非常壮大。据原龙驹工商所所长唐锡高老人回忆：

镇上几乎每一位成年男子都加入了袍哥组织，这个组织在某些方面上有稳定社会的作用。民国时期龙驹周围有许多打家劫舍的土匪，而龙驹当时的经贸发达，商人成群，时常发生商人货物被劫的事。这时商人就会去寻求袍哥的龙头大爷帮助，龙头大爷只需把象征自己身份的“名片”拿给商人，商人出示名片，土匪就得把货物乖乖还回去。但还是有一部分袍哥龙头同封建地主、腐败国民机关相勾结，欺压百姓。杨正南手稿中记载：在下川东，袍哥的势力比封建宗法势力的作用还大。排行老五老幺的，不敢得罪大爷三爷，一听说排行“幺大”的跳“马头”，舵把子一句话，脑壳就不想吃饭了。

可见，袍哥组织对龙驹坝影响非常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政府明令取缔袍哥组织，并对其首领及骨干分子绳之以法，一般成员进行登记、教育。袍哥组织从此消失。

地主：龙驹的大地主通常又是氏族的族长，他们兼并其他氏族的土地，又同国民政府的腐败官员相勾结，鱼肉百姓。1935年，贺龙同志的军队向湖北进发时，利川的大地主和他们武装力量的头目，三防总局大队长吴若渊等人携带钱财和眷属向龙驹仓惶逃来，寄居在地主张维福、谢子庄、郎万修等人的家中，他们相互勾结，阴谋策划，搜罗人枪。然而，地主这个阶级在党组织发展中属于可争取的范围，有不少思想进步地主在革命中给予了共产党巨大的支持。马头场的向燮生热衷革命事业，通过自己的关系积极发展外围组织，还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介绍加入共产党，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还有广为人知的杨家大院的地主杨永淳为了掩护地下党集会，每年还专门举办宴席，出钱出力，给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了良好的藏身之所。

（3）中党地下党组织

1938年龙驹坝党支部成立以后，地下党组织就开始活跃在龙驹的各个角落。“读书会”、“救国会”、“弟兄会”等都是党的外围组织。龙驹党支部的工作主要是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发展共产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下，共产党员还会合理利用国统区的政策法规同敌人斗智斗勇，帮助劳苦大众反对压迫。

尽管龙驹坝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国民党反动派大力镇压，但党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在不断壮大，受到大部分龙驹人民的支持。

3.斗争事迹

（1）智斗保长

陈永诗是龙驹下坝的农民党员，其妻在坐月子期间得了比较严重的产妇后遗症，不能下地干活。1936年秋收季节，陈永诗决定让大儿子退学，帮忙抢收种地。没想到保长、联保主任认为他家一户两丁，要把陈永诗的大儿子陈坤武抓去当壮丁。陈永诗夫妇无计可施，天天去保长家求情。又是送礼，又是求情，可依然没用。后来有个“好心肠”人上他家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拿三百块钱去买个壮丁来顶替。见他家又实在拿不出三百块钱，便说可以和其他要出壮丁的门户平摊，两百也行。在那个“好心肠”人的安排下，陈永诗用两亩水田作抵押在镇上借了粮食去卖，终于凑够了两百元。谁知事情刚办完，买来的三个壮丁却不知去向。从哪里买的？怎么逃的？什么时候逃的？逃到哪里去了？一概说不清楚。而保长和联保主任一口咬定，壮丁逃了就逃了，谁家的差还得由谁家去当。第二天一早，乡公所就派人把陈坤武绑走了。陈永诗跑去找保长和那个“好心肠”的家伙，要求退他两百元借据。对方不仅不认账，还把陈永诗赶了出来，并放狗咬他。

1937年春天，陈永诗正准备去耕自家的田，却不知被别人先下手。才二月初，那个“好心肠”的人带上长工，扛上犁头，牵了水牛，要去耕他的水田。陈永诗气愤至极，冲上去和“好心肠”人打了一架。后来才知道，那个“好心肠”的人，原来是保长的妻舅。名叫王有权，外号王厚皮，是个浪荡鬼，字认不了几个，却装模作样，同他姐夫勾结起来，干了许多坏事。

那天回去，王有权找了镇上的张舵把子，约了三五个抓饭吃、讨酒喝的滚刀皮。就在当天傍晚，冲到陈家去。陈永诗早有准备，把门关得紧紧的。那几个家伙把门撞开，不料头顶一桶粪便倾倒下来，淋得像掉进茅坑的饿狗；陈永诗的大女儿准备了一撮灶灰，往他们脸上身上撒去。还有两个狡猾的家伙从后门撬门而进，想找点值钱的东西。正当他们准备打开一只箱子时，陈永诗的妻子手拿一根木棒朝他们头上打去。几个家伙吃了苦头，只好作罢。武打不行，王有权又要文告。他串通保长、联保主任把状纸往区署一递，下边找赣区员一说话，不管陈永诗怎么口上说，文上辩，都没人听。不到半月，批文贴了出来：陈永诗毁约抗债，逞强伤人，依法应予以拘罚。水田二亩判归王有权耕种，直至借款二百元本息还清为止；姑念被告不懂法理，暂缓拘押，择日向王宅登门认错，慎之戒之。陈永诗不服气，找到镇上，找张舵把子，都不理会他；他又找到民教馆，找到学校。学校老师听了他的控诉后，十分不平，大家凑钱也要支持他上告。杨正南和成征一商量：反正国民党官官相护，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如找民教馆彭萍商议，编个话报剧，把地名、人名改掉，由学校师生凑角色，找个赶场天在学校操场的台子上演出，并请区署来人观看。演剧那天，区署管文教的李区员果然来看。看完了剧，李区员说，如果真有这等事，他也不答应。随后，彭萍又写了一则报道，寄给了万县日报，报纸给予披露。这样一来二去，引起了县民政科长的注意，打电话请区长亲自过问。经彻查，并改判：陈坤武理应去服役；逃亡壮丁无法追回，保长伙同王有权上下勾结，买卖壮丁，无从查核，应有保长及王有权自行赔偿，陈永诗贷款二百元债务应予以废除；水田两亩归陈永诗自行耕种，原判决撤销。

后来，党员肖安青利用打入龙驹乡安所当师爷的机会，搜集了联保主任袁馨吾借拉壮丁为由，强占民田，敲诈陈永诗的材料，由彭萍写稿登了报，由成征一写状纸，发动农民党员组织千人签名告状。趁县长赵世杰到龙驹巡政的机会，利用赶场天成千群众汇合，发动他们涌进城隍庙大海坝向赵世杰请愿告状，群情汹涌，势如排山倒海，高呼：“赵县长拿话来说！”众怒难犯之下，赵世杰只好面对群众公开宣布：“袁罄吾撤职查办。”1938年春天，陈永诗光荣加入党组织，后来他儿子在国民党军队当了上士。

（2）以笔为矛

龙驹党组织在团结周围进步势力的同时，又有针对性的孤立、打击顽固势力。

龙驹民众教育馆原来比较进步的馆长、馆员调换后，新来了(万)县国民党党部黄某的亲信陈馆长，属于国民党CC系。他来后不但自己不宣传抗战，反倒制造舆论说龙驹小学不务正业，有“异党分子”。杨正南以“杨前”为笔名写了题为《自己不做，别人做了又嫉妒》的文章，发表在邹韬所办《抗战》周刊上，对龙驹的黑暗罪恶的官僚机构给予披露。

区长朱冰炳江倒行逆施，为地主坑苦农民，动辄抓农民来施以酷刑。龙驹坝党员张学培以何培为笔名写了题为《某区长》的文章发表在何其芳、杨吉甫主编的《川东文艺》上。文章以事实为依据，人像虽是漫画笔触，但音容笑貌呼之欲出，硬是活化的朱炳江。当时何其芳已去成都主编《工作》杂志，李吉甫先生生病咯血，他们在《川东文艺》刊物上写了一篇总结性的《编后评论》，对《某区长》一文评价较高。他说这篇文章是用果戈里的笔、鲁迅的枪融合组成的粗线条大扫帚，有利的清扫了抗战后院。实际上后院尘污的清扫未必有利，政治斗争的反作用比物质力学的反作用更强。杨吉甫被迫辞职，增加了《川东文艺》被停刊的因素。同时，朱炳江以“人地不宜”通用官府辞令调出万县。

（3）二五减租

1948年秋，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收买民心，通过报纸鼓吹在农村实行“二五减租”。马头、罗田的党员便抓住此机会，发动农民组织“中农会”，开展“二五减租”。在开展这一活动时，首先从县法院的首席法官向兰芳家减起，向家在农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执行。其他地主见有权有势的向兰芳家都减了，也只好实行减租。本次活动有效的缓解了农民群众的压力。

（4）大龙溪剿匪

大龙溪在长江南岸，属于万州走马谷雨乡的龙溪、桂花两村管辖，现属龙驹镇管辖，暴乱时属马头乡管辖。境内除有海拔1200米的打阵坪外，还有一条大深沟，两边底谷逼窄，有少量农田，人烟稀少，林木茂盛，野兽多。农民生活贫困，擅狩猎。1938年，在这里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国民党特务多次前去抓人，均因群众基础好，森林茂密，藏身之处多，才使得支部始终未遭到破坏，并且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把握着保甲组织和“民众自卫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特务、土匪跟国民党留下的散兵勾结，到处抢劫。中共大龙溪支部针对当时的情况，实际掌握上下两保（上沟、下沟）自卫队领导权的共产党员的工作，使自卫队成为“无匪防匪，有匪剿匪”的组织。

1949年12月9日，龙驹区、乡人民政权刚刚成立，打阵坪农民李代丙被土匪抓到十三保分水梁关押，要求他交出十挑桐油，限十五日交清，否则杀他全家。12月12日，在十三保罗家漂藏了一群土匪，约二十多人。他们打着李代丙的旗号，四处抢劫，奸淫妇女。两天过后，土匪从打阵坪溜下来抢劫，在十一保陈钱坝与地下党掌握的自卫队相遇，一名土匪被打伤后死在家里，其家属为掩人耳目，说是生“烂豆子”死的。事后，上、下两保的自卫队即在山头设立哨所，分兵把守要道，规定联络信号，日夜防守。

1949年12月10日，匪首谭尚元率杜世贵等共17人，乘人民政权初建之机，抢劫赶场乡公所步枪两支、手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后，来打阵坪安营扎寨，四处抢劫，杀人越货，破坏征粮工作。并伺机抢劫大龙溪，然后再抢劫罗田区政府的枪支弹药，以扩充实力。1950年1月初，谭尚元派匪徒周明方化妆去找在龙驹区粮站做加工的表叔向诗寿，企图通过他了解区政府的武装力量。向诗寿是大龙溪党支部联系的积极分子，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反映给支部。事隔两天后，他向周明方编造了一些假情况，说区政府人、枪都多，还有很厉害的新式武器，吓得匪徒唉声叹气，迟迟不敢动手。大龙溪支部接着便派积极分子向诗宽打入土匪内部，与他们同吃同住同赌博，取得他们的信任，探得土匪将要抢劫大龙溪的确切消息。党支部据此在土匪入境的几条要道上设置了观察哨，埋伏了火枪队。1月8日早上八点多，谭尚元、唐先云率领匪徒17名，荷枪实弹从栏堰出发，假意说是去抢瓦窑坳向、吴两家，走到了龙家山顶的牛滚凼，才把去抢大龙沟的实话告诉匪徒们，匪徒们刚下龙家山向大龙沟方向举步，地下党的暗哨李二美就跑回来向党支部报告并向路过的哨所放了信。支部闻讯，一面派人到罗田区公所求援，一方面加强各哨所的防御，给尖子山、六横梁、半坡增加兵力，决定只要匪徒进入包围圈（两道河），各处哨所就一齐吹筒发号，伏兵立即截断匪徒的退路，迫使他们进入保办公处岳王庙。这伙匪徒把向诗宽放到前面，刚到两道河，四山号筒齐鸣，发觉进入包围圈，又发觉向诗宽借口到前面看情况一溜烟不见了，一土匪便端枪追赶，连喊“向诗宽出卖我们，中了他的计！”后面的土匪也喊“把他烧了（毙了）”。这伙匪徒想退回原路，回头见退路已被伏兵堵死，几十支猎枪对准他们，有的四散溜掉，剩下六名匪徒在离岳王庙不远的万家塝踌躇不前。这时枪声、喊声四起，从尖子山、六横梁下来的火枪队也越攻越近。到万家塝查看情况的共产党员向庭坚见走在前面的匪徒何方柏与自己的妻子同姓，又是熟人，便与之周旋。何说要找于丰恒、杨有堂。向说：“你们找他，他不会来，我帮你们找他他才会来。”他们把向庭坚押在前头走到岳王庙前面，向假意叫庙里的龛司向辅臣办饭招待他们，把土匪们骗进了庙内，自卫队很快就把庙子团团围住。大喊：“缴枪不杀！”。里面的土匪慌了，匪徒罗光华用枪抵住向庭坚的背，要向带他们突围，向眼见李月成方向的自卫队也赶来了，钟家沟方向的耳子炮也对着这里，估量匪徒不敢加害于他。说：“你们要杀我很容易，但杀了我，你们想活命就难了，放了我，我对他们做工作，不然是出不去的。”并诳住匪徒不要突围，说：“你们要想安全就不要出去，要出去，你们的安全我就不负责了。”这时火枪队的前锋已将庙团团围住，一支支猎枪竖起扳机对准土匪，命令他们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土匪被迫缴了两支长枪。我方火枪队信不过，便进行搜身，果然在几个匪徒身上搜出了隐藏的一支手枪和两枚手榴弹。火枪队友一气之下把这几名土匪捆绑起来。这时袁信功区长、谭炳攸、白洪顺、王有成、谭登云等都赶到庙里。袁区长正向土匪们交待政策，忽听外面喊声大起，说匪首罗光虎打过来了，要来把里面的土匪抢走。火枪队几个受匪害极深的农民，一气之下将土匪谭尚元、唐先云、杜世贵、罗光华杀掉，其余何方柏、向承大二人经袁区长极力制止，才保住性命。至此，这股土匪基本消灭，逃跑的几名匪徒后来也陆续受到了制裁。

三、革命阵线

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国民政府的眼皮底下站住脚跟，并坚持到解放全中国，靠的不是敌人的仁慈，也不是个人的英勇，靠的是严密的组织和共产党人独特的智慧。

1．中共地下党的发展脉络

1938年初，中共龙驹坝党支部成立。书记：杨丕章；委员：谭国栋（分管组织）、张学培（分管宣传）、成征一（分管统战）。

1938年10月，龙驹坝区委成立（下设龙驹、白石、大龙溪、马头4个党支部）。书记：杨丕章；委员：谭国栋、张学培、成征一、程尊贤。

1941年5月，新的区委成立。书记：郭西城；委员：王崇德（分管组织）、师韵文（分管宣传）。

1949年2月，联合支部成立。书记：刘直大；副书记：李成；委员：陈建中（分管组织）、杜德安（分管宣传）、谭炳攸（分管宣传）。

2．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场所

（1）龙驹小学

龙驹小学是解放前龙驹镇上的一所新式学堂，属于县立第十小学。1936年调到龙驹小学当校长的杨正南正是后来的龙驹党支部书记，龙驹小学在杨正南的带领和开明教师、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对解放前龙驹人民的思想和地下党组织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张学培手稿记录：“这里虽然是小学，但学生年龄较大，大多数是来自百里范围各乡镇的孩子，许多比我年长，培养成熟一个就发展一个。首先介绍张杰入党，随即介绍殷渊明、陈天钰、郎天智、谢盛科、朱世美入党，有的介绍了‘民先’组织。”由此可见，龙驹小学是当时龙驹最大的党员人才培养和招纳机构。

中共龙驹党支部书记杨正南充分认识到办好学校争夺青少年一代的重要性，他将政府规定的校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改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民主义》是国民政府列为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龙驹小学抛弃了被阉割内容的空壳教义“军政、宪政”等陈词滥调，采用许涤新编写的《新三民主义读本》，给学生正确解释“三民主义”，使学生明确“三民主义”的具体政纲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除此之外，龙驹小学组织宣传队，老师、校长等共同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利用壁报、讲演和文艺演出等手段，向群众公开宣传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教课时尽量结合时事，指名不指名地斥责汉奸卖国贼殷汝耕。郑孝胥、王揖唐等以及华北三省“防共自治运动”“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汉奸卖国组织，在学校师生中，已经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对于马占山、蔡廷锴等民族英雄，都赞不绝口。“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的口号在这里均得到了公开宣传。

学校把党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张贴出去，用漂亮的插图和书法吸引群众学习。同时，杨正南还绘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八路军诸将领的肖像，与蒋介石、傅作义、李宗仁等肖像并列挂在禹王宫大海坝的照壁上。赶场天，成百上千的人群涌进大海坝看文艺表演，并瞻仰了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有些老人极有兴趣地指着画像说：“常听说的朱毛，原来是这样的天庭饱满、地阔方圆”。国民政府教育局长陈笑尘看了便沉下脸来，问道：“这是啥子名堂？”教师们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当今大事，两党领袖是民所仰望。傅作义将军绥远抗日当先锋，李宗仁将军在台儿庄打胜仗；八路军、新四军拴住日寇百分之七十的脚陷入泥沼，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人民当然渴望一睹这些将军的威仪，凡是抗战有功的将领都应该平起平坐，同受人民崇敬，这是天人地道。”陈笑尘干瞪眼，悻悻地说了一句：“你们搞针锋相对”。张学培毫不示弱地回答：“否，这是国共合作。”

为了使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学校还采用小先生上门施教的方法，即老师教学生，学生教家长。他们带着自己编写的课本教材，把抗日救亡的道理和要求宣讲给大众。学校不仅在镇上宣传，还走出去到马头、谋道、白土、普子岭、凤仪、梨树、团结、赶场、长滩、沙滩、土桥等场镇，进行宣传和演讲。宣传队跋山涉水，由于士气旺盛，师生白天奔走或演出，晚上补课，学业照样没耽误，学生的会考和升学率都很高。这所学校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无论是学生的学业水平还是思想觉悟，都是其他学校不能比拟的。龙驹小学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唤醒了龙驹坝人民的热血。

（2）国华中学

1939年初，革命进入高潮期，万县中心县委经请示川东特委批准，在万县上游的长江边杨河溪创办了国华中学。全校教职工十九人，有十三人是党员。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都是依照抗日大学和陕北公学制定的，教学内容均同党的方针、政策基本一致。这所学校在筹办期间，除登报、贴广告招生之外，还通过党组织从下川东各县区动员学生去上学。随后，中共万县中心县委也搬到该校办公。

由于“反内战，抗日救亡”思想的宣传过于激进，仅仅半年，专署教育科科长就带领一个排的宪兵，全副武装，查封了国华中学。对此，杨正南深感惋惜，赋诗一首：

封闭国华中学

国华应是国之花，后方陕公受人夸。

穷究真理探马列，思想崇尚辩证法。

抗日救国救危亡，八字校训校风佳。

反共潮来遭关闭，痛恨魔怪任践踏。

（3）杨家院子

杨家院子位于龙驹镇梧桐村三组，是大地主杨永淳老爷修建。杨家院子不仅仅是普通的民宅，它还为川东地下党革命提供了聚集的场所。从1937年往后的十年时间里，杨永淳老爷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宴会，请周边的100多人吃饭，目的是为了给地下党开会做掩护。宴会时，地下党同志都会以扛着铺盖来赴宴作为身份的暗号，家仆就会把扛着铺盖的人请进屋里开会，故称此为铺盖会。据说来此开会的地下党有李大钊、杨正南、成征一、郎兴奎、陈昆群、刘孟伉等。

（4）祠堂、寺庙及党员家中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共产党组织商讨事宜、组织活动等都需在非常隐蔽的地方进行，于是各种寺庙、祠堂、党员家中均成为他们的移动据点。如，党支部初建时，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不高，支部为了提高同志们的安全意识和培育精英党员，就在闫家塝成征一家，烂坝子陈兴富家，白石村石头咀杨端家，办短期训练班。后来，为了隐蔽，训练班也常在庙宇祠堂中办过。

四、革命烈士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革命斗争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刀真枪的对抗。在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一切进步势力均遭到了无情的摧残，但他们并没有退缩，在一个一个倒下的同时，一个又一个站了起来。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民军队本质的一种表现，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精神因素，也是人民群众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明显地具有阶段性、地域性和事件性的特征，有着不同的体现形式。以“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为核心的红岩精神是龙驹坝革命人士的主要表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有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也有国民党反动派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关押和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渣滓洞、白公馆两处集中营。虽然在1949年11月底的重庆解放前夕，除少数人突围成功幸免于难，其余全被敌人集体屠杀，但是“爱国、团结、奋斗、奉献”的红岩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在当时敌占区的集中体现。以下例举几位为龙驹捐躯的烈士事迹，以供瞻仰和怀念。

1．陈天钰

陈天钰（1925.3—1949.12），男，出生于龙驹坝，成都十二桥烈士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时，13岁的陈天钰是龙驹小学的高年级学生。他的老师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老师的引导下，陈天钰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校党组织领导的读书会和宣传队。龙驹党支部认为他是一个思想进步、勤奋好学的好青年，指定分管组织的谭国栋加强对他的教育培养。1938年春，陈天钰参加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先锋队；同年底参加了中共共产党。他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经常化妆成放牛娃，翻山越岭，来往于大龙溪、白石村等地传递秘密文件，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小学毕业后，陈天钰先后到万县中学和国华中学求学。1941年下学期，陈天钰因为抨击了国民党官僚，被迫停学回家，依靠半工半读，坚持自学。

1942年夏天，因龙驹坝共产党案，陈天钰等10余人被视为同党而拘县“究办”。尽管陈天钰年少、涉世不深，但始终没有屈服于敌人。1944年夏天，敌人见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便将他释放。回到家乡后，党组织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穿上草鞋，背着行李出发寻找党组织。走了一个多月，行程两千里，来到成都，仍没有找到党组织。经人介绍在温江二小谋得一个教员职位，后又在温江县民众教育馆任职。不久后他和馆内同事、中共党员王重民成为至交。并通过王的关系，结识了温江早期的几个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利用民众教育馆这个合法阵地，开展民主爱国宣传，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进步文章。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温江区分部公开宣布：“民众教育馆是共产党的地下机关。”1947年11月10深夜，一群武装特务将陈天钰捆绑抓走，羁押于温江专署保安司令部。由于陈天钰刚正不阿，敌人只好将他押解成都，关进省特委看守所。半年后，敌人为了利用陈天钰引诱出地下党同志，假意让他保释出狱。但陈天钰靠着敏锐的洞察力并没有让敌人如愿。1948年12月14日中午，陈天钰再次被捕，关进了成都省特委会看守所。1949年3月，陈天钰由成都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和特委会第三军法组以侦字十九号结案，定位“奸匪”“危害国家罪”，从第六号牢房转入重刑犯牢房，与许寿真、王伯高等关在一起。1949年12月7日深夜，敌人在仓惶逃窜前夕，杀害了风华正茂、久经考验的年轻共产主义战士陈天钰。他和30多位勇士一起，用鲜血浇灌了川西平原的土地，映红了黎明前的朝霞。

2．成佂一

成征一是龙驹坝最早发展的党员之一，也是龙驹党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先后两次被捕，最后牺牲于渣滓洞监狱。

成征一幼年念过私塾，刻苦好学，读了不少古旧书籍，能言善辩。杨森驻万县时，成征一在军部当过文书，后来回镇居家，从乡下收点租过生活。1937年后，他越来越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抗日战火燃烧起来后，他差不多天天跑龙驹学校和民教馆。杨正南手稿中写到：他来看看学校订的报章杂志，还边看边吹，说起话来还有点幽默，爱咬文嚼字，酸不溜秋的，话里带刺，逗人发笑。他是本地土生土长，又在袍哥里面嗨“五爷”，结交的人多，在家乡圈子拉得开，影响也大。龙驹坝后来农村党组织迅速发展，他的作用是较大的。

成征一接受进步思想后，1938年入党，是龙驹坝的第一批党员，在龙驹党支部分管统战。成征一入党后，工作积极认真，他的负责对象是农民，先后发展了成坤琼、成海玉、陈兴富、陈兴贵、罗大脚等人入党。张学培称：成征一是有名的土律师，包打官司，把对手搞臭搞垮。在状告袁罄吾时正是成征一写的状纸。

1940年，革命低潮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抓捕共产党人，许多已经暴露的党员均陆续转移，但成征一不愿走。1941年5月，组织上获知有人密告成征一，伪万梁警备司令部要抓他，区委的同志再三动员他离开龙驹坝，去云阳黄石隐蔽，但成征一还是执意不走。这一年冬天，成征一被捕。因成征一在监狱里装疯卖傻，敌人实在拿他没办法，又被放了出来。

图4-2 成征一

1947年下半年，由于伪龙驹乡乡长闫作霖、副乡长郎维德等人的密告，成征一再次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唐虚谷、张静芳、高天柱，而后与张静芳、高天柱牺牲在重庆渣滓洞。人们为了纪念他，在龙驹镇的大黄桷树下为他立了纪念碑。

图4-3 成征一烈士纪念碑

3.高天柱

    高天柱是马头场的地主高岳生的儿子，在当地小学毕业后，1933年考入万县私立豫章中学学习。1936年，因积极参加抵制日货和驱逐反动校长的活动，遭到校方的无理开除，随即回家乡小学任教。1937年秋，高天柱考入四川省万县师范学校，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进行街头宣传演出、义卖、募捐等。193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省万师毕业后，党组织安排他回万县马头乡安乐寺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斗争。安乐寺小学校长思想反动，常恐吓学生，迫害进步教师，阻止师生革命活动。高天柱向县教育科揭露了校长的贪污罪行，并带领师生质询校长贪污肥料款和书杂费一事，使其理屈词穷，狼狈逃走。1944年秋，高天柱出任马头乡乡长，积极配合党内同志，先后发动群众100多人，在马头乡下坝成立中峰寺农会（简称“中农会”），他被选为名誉会长。党组织决定利用国民党“二五减租”的口号，打开工作局面，依靠“中农会”组织，迫使地主减租。他用乡长的职权为农民撑腰，在当地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减租运动。同时，为保护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6月，万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因叛徒出卖，高天柱于6月17日被捕，押到万县警察局；后押解到重庆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晚被敌人杀害。

4. 向燮生

向燮生是马头场的地主，成征一在马头场发展组织时，向燮生表面要参加共产党。但支部鉴于他的地主和袍哥大爷身份，组织先让他参加了读书会。向燮生非常积极，不到一天，读书会就发展了二十人左右，有教师、学生、不识字的青年农民。他自己念报纸，讲解文章，还慷慨激昂，唾沫横飞，把听的人都打动了。后来他又专程到龙驹坝找成征一，表明他要进步，要抗日，甚至要请缨杀敌，亲赴前方。他的成就和态度，使成征一很受感动。但他后来由于不注重保密，泄露了自己的身份，在革命低潮时期被捕，被害于重庆渣滓洞。

五、革命战争与龙驹社会的互动

革命战争是特定时空下发生的历史事件，它是“特定事件”的被置入，并对发生事件的空间产生深刻影响。龙驹繁荣的集市贸易为来来往往的军队提供必须食宿及生活用品，而大量的军须供应也助推了场镇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龙驹党组织在发展中、在革命斗争中，不仅激发了许多青年志士的爱国激情，也让更多龙驹人参与其中，奉献了青春和热血。

1．与龙驹场镇的互动

龙驹位于川鄂交界之处，脚踏云阳、利川与万州三县，其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但因是川东通往湖北利川、恩施等地的必经之路，所以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龙驹解放前虽然属于国统区，由于这里山多林密，是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的理想场所，又是国民政府管辖的薄弱地带，经常是国民党军队来了，共产党的游击队走了；国民党军队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又来了。

龙驹镇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另一方面也是方圆百里商品交易和集散中心，拥有客栈、餐饮及运输(挑夫)的基础条件。某种意义上，龙驹繁盛的集市贸易也为来来往往的军队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用品，而军队的驻足为龙驹的商贸发展亦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国民党八十五师和八十八师均在龙驹坝驻过军，由于军队带来了大量的人流量，为龙驹当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据杨正南手稿记载：在八十五师驻守龙驹坝期间，赶场时万头涌动，人声嗡嗡，而且增添了外地来售卖小商品、镶嵌金铜牙之类的行商艺匠。不仅如此，如此庞大的军队，需要的供给也非常的大，他们也会集体采购当地的粮食或其他生活必需品。据老一辈的人回忆，国民党军队采购商品时还是“有良心”的，并不会刻意压低价格，都是按市场价购买。

2．与龙驹人的互动

中共党员彭萍早在1933年就开始在龙驹宣传马列思想，使得许多青年受倍受启发；1936年杨正南调任龙驹小学校长时，拉开了抗日求亡活动的序幕；1938年龙驹党支部成立后，宣传活动更加积极迅速。由于龙驹人民长久以来受到国民政府和封建势力的欺压，心中早就盼望有一条光明的道路可走。随着党支部宣传活动的深入和为人民办实事、真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心意得到龙驹广大人民的认可后，共产党为龙驹人民指出了一条翻身做主人、通往解放的康庄大道。龙驹党支部建立时才寥寥四五人，为了进一步发展，几个党员同心协力，尽力把党的光辉传播到各个人群。例如：成征一通过他参加过袍哥的关系，在马头场，深堑沟和柳坝去吸收农民；谭国栋在龙驹坝镇上吸收店员、市民；张学培在学校进步教师和年龄较大思想进步的学生中做工作；邵琼芝做妇女的工作。此后，党组织在龙驹拥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所有工作均顺利展开。

与此同时，龙驹镇的龙溪村被誉为“红色革命村”。它一方面说明龙溪村特殊的地理条件为革命战争提供了实践空间；另一方面表明革命战争与龙溪村人的互动关系，以及革命战争对龙溪村的深刻影响。龙溪村是龙驹镇较为边缘的一个村庄，这里植被茂密，生态环境良好，民风淳朴，生活和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龙溪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因地形复杂，耕种面积小，再加上乡绅豪强巧取豪夺，人们的衣食住行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大龙溪支部是龙驹区委最早下设的支部，在这样一个贫困狭小的村庄，中共地下党人就有近二十人，这在当时实属罕见。不仅如此，党组织还在陈兴富家开设地下学习班，利用龙溪村复杂的地形一次次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最典型的是大龙溪剿匪。下表是1950年龙溪支部党员的名单，方可更深入认识他们的身份、生活、社会职业及工作经历等方方面面；还能深刻感知龙溪村人对革命战争的一腔热血。

表4-1  1950年龙溪支部党员名单

陈兴富的儿子陈天池老人回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当地有许多乡绅恶霸和国民党官吏相勾结，想抓你的人就抓你的人，想占你的土地就占你的土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人才得到惩治，纷纷被枪毙。龙溪村建立党支部后，经常有国民党反动派来抓捕地下党员。国民党一来，他们就往山里钻，那里山多林密，地形复杂，使得国民党总是无功而返，很是头疼。刚解放的时候，食物短缺，过年没什么吃的，后来从党支部的宣传委员那里领到二两肉才得以过年。

图4-4  调研成员采访陈天池

龙溪村是龙驹革命史的重要一页。周总理的秘书廖志高、龙驹党支部的书记杨正南、党员成征一等都曾在此指导工作，并对这里的党员赞赏有加。龙溪村不仅是重要的党员培训基地，也是开展秘密会议的地点，还是躲避国民党抓捕的重要藏身之处。最重要的是龙溪村人们的“党员群众一条心”信念，才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难关。龙溪村如今也已通了公路，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曾经顽强斗争，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代代相传。

六、结语

龙驹人对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认知来自于彭萍、杨正南与贺龙，以及他们开展的爱国主义起萌教育、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击溃85师事件。1937年夏，万县党组织派李英才、王剑端到龙驹坝构建党组织；1938年初，中共龙驹坝党支部成立。此后，在龙驹乡的学校、烂坝子、大龙溪、深堑沟、白石村；在马头场、谋道溪、白土坝、梨树、柳坝、赶场、长滩、白杨等乡区的群众组织也很快发展起来。被新吸收入党的成员有年龄较大的高年级学生、镇上的店员、手工业工人及农村的贫雇农，也有中农，还有个别袍哥小头目。截至1938年底，党员已发展到六七十人，救国会、民先、兄弟会也发展了六七十人。在龙驹区和川鄂交界的谋道、白土、梨树、柳坝、赶场、长滩、白杨等区乡，以及万县南岸一百二十里范围内都有党和革命的组织。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后，龙驹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成家祠堂开土布纺织厂作掩护。1941年冬，成征一被捕，先后被捕的还有杨有置、谢盛科、陈天钰、成海玉、芦本和、郎高平等。谭国栋转移涪陵后，龙驹的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1944至1948年四年间，由于党组织控制了马头、罗田两个乡的政权。党组织领导的“铺盖会”“读书会”得到了新的发展，成员达一千余人，遍及龙驹坝、白石村、梨树、马头、罗田等地。1948年6月，由于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被捕叛变，唐虚谷、张静芳、高天柱、成征一和向燮生等人相继被捕。直到1949年2月，还有20多名党员在坚持战斗。

在中共龙驹党支部的诞生、发展壮大的历程中，龙驹党组织与国民党斗智斗勇的事件中，让我们看到了龙驹人真正践行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他们不怕牺牲，吃苦耐劳、坚定信念、团结不屈的高贵品质值得我们继续和发扬。

2018年，习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对传承红色基因作出重要指示：“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龙驹坝的人民造就了伟大的事业，同时也孕育了龙驹人们伟大的革命精神。革命年代早已走远，但革命烈士、革命精神、革命故事却永远留在了龙驹坝上。龙驹坝的红色文化是一代代人在实践中创造的，是一代代人用血与泪书写而成，它将经久不衰。红色文化早已在每个龙驹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将永远传承下去。